引导员“顺口溜”，顺了乘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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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护”这个关键，将“实”贯穿专项行动始终，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涉企案件，优化完善长效护企机制，以数字赋能、高效协同让“检察护企”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同时，注重依托技术性辅助、穿透式审查、实质性监督方式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加强对企业财产权、数据权益、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持续做实民事纠纷和解，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在涉企案件办理实践中，北京市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数字检察对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引擎与关键变量作用，依托检察履职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方式创新，推动法律监督由浅入深、由案到治，并向引导和疏导端社会治理发力，在助力整治深层次涉企违法犯罪问题，支撑“检察护企”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检察护企”类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40个，识别监督线索9000余条，在惩治销假销劣犯罪、“幌子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由个别、偶发、人力监督向全面、系统、智能监督的转变。

6年前，张某与兴达公司口头协商，由张某垫资对兴达公司厂房进行施工，但未明确具体工程范围及工程量。建设过程中，兴达公司先后向张某支付工程款共195万元。2021年，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兴达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104万余元。兴达公司认为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并反诉张某要求其赔偿工程质量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57万余元。诉讼过程中ku体育，张某申请司法鉴定以确定其工程款数额，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意见判决兴达公司给付张某工程款35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了张某和兴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但兴达公司坚持认为ku体育，司法鉴定认定的工程范围与实际不符，工程价款认定存在错误，并于2023年8月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刘晨霞审查卷宗后发现，该案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张某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而当年涉案工程所在地的全部建筑目前已被拆除。“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工程范围与工程价款的认定，法院此前的判决也是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作出的。”刘晨霞很快明晰了案件主要卡点。但该案所涉工程客观上已经无法还原，如何确定孰是孰非呢？

办案组多次与当事双方沟通，组织双方到曾经的工程现场，根据回忆进行勘查和测量，及时固定双方表述一致的工程范围，再与鉴定报告逐一比对，最终发现，除了争议部分，双方一致认可的工程量与鉴定报告认定的工程量确有出入。此外，办案组还了解到，当事双方因诉讼所累，均损失较大。兴达公司因项目失败又深陷诉讼和强制执行困扰ku体育，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张某则因迟迟未取得工程款，不能及时向工程队的农民工发放工资，很是苦恼。而双方之所以仅口头约定建设施工事宜，是因为兴达公司负责人吴某与张某曾一同在部队服役，两个老战友相互有较深的信任基础。

“双方存在和解的基础和可能，如果通过监督进行再审纠错，会加大双方的诉讼成本。”基于这样的考虑，办案组认为该案只有力促和解才能达到双赢、共赢的最佳效果。在办案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组织双方沟通的基础上，当事双方终于放下对立情绪，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已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6万元外，由兴达公司再支付张某工程款20万元。“要不是你们，我们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恐怕就到头了。”2023年11月，吴某和张某这两位花甲老人紧握双手，感慨万分地向检察官致谢。

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办案组与该案执行法官沟通，促成检察和解与执行和解顺利衔接。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兴达公司于2023年12月底支付了约定的工程款，张某也向法院递交了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今年以来，办案检察官对兴达公司进行了两次回访ku体育，跟进执行申请撤回后续进展情况并问需于企，耐心解答相关法律问题，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健康经营。

这份检察建议源于一起涉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12年前，涉案企业近8000平方米的厂房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两年后，该企业被腾退并强制拆除，厂房内的电子元器件等设备被运往他处存放。“当时，保管不善导致电子元器件等物品灭失。2012年至2018年，该企业就房屋征收决定、行政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提起诉讼十余起。经过法院判决，该企业获得征收补偿款5000余万元。企业方面认为这笔征收补偿款并不能覆盖其全部物品损失，便再次起诉要求更多赔偿。由于当事双方对损失物品价值争议较大，案件陷入僵局。”叶春楼介绍。

办案组分析认为，确定案涉电子元器件的价值，是该案的核心问题，也是办案工作的重点。为此，办案组坚持“穿透式”调查核实，借力专家“外脑”夯实关键证据。在调取10年前的腾退物品清单及清点录像，查明库存物品整体情况后，办案组专门聘请中国计量科学院相关专家对案涉178类2000余万个电子元器件逐一识别鉴定ku体育，明确案涉物品价值区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企业相关年份经营状况进行审计，了解企业产能和库存情况。

为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门头沟区检察院与门头沟区司法局、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联合组成矛盾化解专班，多次与企业商谈，并探索“类案示范调解”说理法，向企业代表开示同类案件判决结果促使企业调整诉求。2024年1月，企业终于同意和解。按照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该企业不仅获得补偿款1980万元，也彻底摆脱了诉累，迎来新生。

“一切犯罪都是留痕的。”办案组立即联系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要求尽快扣押冯某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并开展电子数据提取、鉴定工作。鉴定结果显示，冯某是一个虚拟币资深玩家，其电脑中有3个日常使用的虚拟币交易平台账户。杨林据此推测，冯某可能利用虚拟币转移赃款，便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全部涉案银行流水，同时向虚拟币交易平台调取涉案虚拟币账户交易明细，委托相关大数据穿透机构进行流向分析。

对涉案人员人民币账户的审查已经穷尽，仍有一半以上损失没有追回。审计报告显示，冯某有92枚比特币在电子钱包中，但其拒不交出密钥。鉴于审查起诉期限即将届满，检察机关于2023年5月12日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7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此后，办案组坚持追赃挽损不停歇，持续加强认罪认罚从宽教育转化工作。办案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彻底打消冯某的侥幸心理，促使其交出92枚比特币密钥，将比特币转移给被害公司。“这些比特币价值4200余万元，加上此前扣押冻结的财物ku体育，可以保证被害企业的财产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杨林说。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是一家从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区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无线通信领域取得22项专利和40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然而，该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却因软件被盗版蒙上阴影，盗版产品严重侵占该公司服务器资源，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为揪出这些侵权者，该公司负责人亲自上阵化身“买家”，经过数月的潜伏与追踪，终于锁定侵犯该公司著作权的犯罪嫌疑人骆某，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24年2月，犯罪嫌疑人骆某被抓获归案。

“在这起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侵权软件与正版软件的同一性认定是案件定性的核心问题。”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焦焜介绍，2024年6月，该案移送丰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组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适用技术调查官辅助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机制，借力“外脑”服务检察办案。办案检察官对骆某开展针对性讯问ku体育，核实其获取涉案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在确定骆某系通过暴力破解手段获取涉案软件后，立即将司法鉴定机构提取到的盗版软件和正版软件数据包移交技术调查官进行技术比对。“技术专家对司法鉴定意见中的数据包进行了‘技术翻译’，给出涉案软件与被害企业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技术调查意见。”焦焜说。

“被害企业是一家话费充值代理公司，这几年借助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运营、数据化驱动的赋能作用，经营蒸蒸日上。没想到竟招来不法黑客觊觎，遭到非法侵入和网络侵财，严重影响了企业安全与发展。”孙红枫告诉记者，2023年4月，该公司在与客户对账过程中发现大量异常订单，排查发现是有人非法侵入了公司系统，并利用客户的权限私自进行话费充值ku体育，使该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被害企业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4月底，犯罪嫌疑人石某被抓获归案。经查，石某是一名职业黑客，16年前就曾因入侵网吧充值系统、盗窃游戏点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此次作案期间，石某远程控制设备、跳转境外IP隐匿真实身份，通过定期清理数据毁灭证据，且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给侦查取证工作造成较大阻碍。

“要在有限时间内高质效办好这起作案手段复杂、关键证据缺失的‘零口供’案件，需要我们深化技术赋能，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效证据，让数据开口说话。”孙红枫介绍，2023年8月，该案进入检察办案环节，通州区检察院第一时间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最终，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抽丝剥茧，在技术和法律的双重审查之下，检察机关不仅挖出石某远程登录作案服务器，对被害企业设备实施攻击、控制、充值行为的多条数据痕迹，为有效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还发现了石某利用相同手段攻击其他公司的遗漏犯罪线索。

“上百万元损失可不是小数目。”为帮助企业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通州区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异地协查、跨省并案办理，追加认定涉案订单1万余笔，依法将犯罪金额追加至200余万元。2023年11月27日通州区检察院以石某涉嫌盗窃罪提起公诉。2024年6月21日，石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石某上诉后，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23日裁定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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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指出，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上的猥亵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都有明确规制，实践中由于受害者取证难、猥亵行为定义不清、对猥亵行为人处罚力度较弱等问题，导致对该行为的打击治理存在一定难度。对此，一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细化对猥亵行为的界定，提高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应在取证环节下功夫，完善监控等硬件设备的同时，提高见警率，实现对不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查处。

除了自己的老公，这次遭遇王女士不敢告诉别人，她害怕别人因为这件事误会她穿着暴露，从而受到恶意的揣测和无端的指责，那天穿过的衣服她再也没碰过。时至今日，想起这件事，她心里还会有一种被侵犯的感受。“我现在的心态是，希望这件事尽快过去，不想再回忆了，但又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应该看开一点，两种矛盾的心态不断交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介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均对猥亵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猥亵他人的ku体育，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今年7月3日晚上8点左右，我在北京地铁1号线上，突然听到了不可描述的喘气声。一男子表情十分猥琐，用胯部时不时顶前面姑娘的臀部，双手抓她的手臂摸来摸去。”“90后”卢女士曾在地铁上目睹了猥亵行为的发生。她当机立断，不仅把受害女生拉到身边安抚，而且还拍下了该男子的不法行为ku体育，将其抓住拽下车并报了警。最终该男子被拘留。

“嫌疑人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基于对法律规定的无视或者无知，主动采取甚至多次采取猥亵行为。许多受害人在遇到公共交通猥亵行为后，不知道如何进行快速应对，让嫌疑人趁机逃跑；有的案例中即使受害人已经抓住了嫌疑人，也会出现嫌疑人趁别的乘客下公交车之机挣脱逃跑的现象；还有受害人根据日常经验，认为对方是无意间碰到的，脑补出车厢拥挤等原因，对嫌疑人不予追究。这些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多次猥亵行为。”谢澍说。

“此外，公共交通环境中的猥亵行为取证较难。”谢澍说，受害人在发现猥亵行为后，往往处于惊慌、紧张的状态，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收集证据，即便想起来要通过自力救济进行录像，也比较容易被对方发现并破坏。而司法实践中对其他乘客发现猥亵行为的及时性和录像的主动性也有很高的要求。上述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公共交通环境中猥亵行为的取证难，影响了对此类猥亵行为的打击治理。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康有成补充道，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声音嘈杂，难以精准识别和追踪嫌疑人，也不方便留存证据，特别是物证。即便有监控设备，也可能存在监控盲区，无法完整记录违法犯罪过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受害者的指控，难以对嫌疑人进行定性、定罪处罚，而且受害者事后回忆细节时也可能存在偏差或遗漏。

康有成说，目前关于性骚扰、猥亵行为的法律界定还不够明确和细化，例如对于一些轻微的肢体接触、言语骚扰等行为，是否构成猥亵难以准确判断，导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让一些嫌疑人试图钻法律空子。实践中，对于一般的猥亵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相对较轻，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惯犯，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可能导致其反复作案。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曾针对此类案件证据较为薄弱ku体育，取证相对困难的情况，起草了《公共交通领域强制猥亵犯罪取证指引》，并牵头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讨论会签，形成类案规范，从规范取证、强化关键证据着手，保证案件质量。同时初步明确了对于多人次猥亵、直接接触身体敏感部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等情节较为严重的猥亵案件，需要提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以准确把握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犯罪。

为有力打击和治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康有成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猥亵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程度标准等。例如，明确哪些肢体接触、言语骚扰等行为属于猥亵范畴，以及不同程度猥亵行为的相应处罚措施。提高刑事处罚力度，适当提高强制猥亵罪的量刑标准，加大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猥亵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不法分子不敢轻易触犯。

他还提到，应加强执法与监管。增加警力投入，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增加便衣警察的巡逻力度，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和案件高发区域，提高见警率，及时发现和制止猥亵行为的发生。强化证据收集，加强对地铁车厢及站点的监控设施建设，确保监控无死角，为案件的调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证据收集能力和执法水平。建立多元防治机制。鼓励公众参与ku体育，设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乘客积极举报猥亵行为，对提供有效线索或协助警方破案的举报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表彰，提高公众参与打击此类违法行为的积极性。

在谢澍看来，应当加大惩处力度，对于查实的公共交通猥亵行为依法严惩。同时可以探索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屡教不改的猥亵者进行公开曝光和限制其乘坐公共交通等惩罚措施。通过媒体、网络、公共交通广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阐明犯罪后果，展示犯罪人员悔罪事例，威慑潜在的猥亵者。同时在社会层面对受害者应对方式方法进行宣传普及。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受害者在面对公共交通猥亵时敢于说“不”。